回忆父亲最后的日子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------李博生

　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时我们家住在鞍山市，父亲是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。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，形势很坏，全国人民都在挨饿，很多人得肝炎、浮肿病。父亲经过了战争年代艰苦生活，体质本来很弱，这时也得了肝炎，可他没当回事，还是白天黑夜地工作。
　　1962年初他去北京中央组织部开会时，肝部很疼，组织部派人送他到医院去查了一下，先说是肝部硬化了，进一步检查说是肝癌！父亲问医生，如果是肝癌，还有多长时间，医生说，半年、一年或者两年……父亲什么话也没说，回来就照常工作。
　　那时我才十四、五岁，还是个孩子，对这些病的凶险并不了解，只知道父亲生了病。夏天，市委领导找父亲谈话，一定要父亲去上海治病，父亲去了。秋天，母亲赶去上海照料父亲。
　　1963年元旦刚过，紧张的期末考试结束，就要放寒假了。
　　这是我上高中的第一个寒假，那时像我这样大的男孩，很顽皮。宣布放假那天，父母都不在家，我没有马上回家，在学校和同学打扑克，从下午直打到晚上十点多，才想起回家。
　　王秘书一直在家等我，见我回来，说要领我和妹妹去上海看望父亲，叫我准备一下。这是我没想到的，那时的经济条件，父母不会花那么多钱，让孩子去旅行，我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。哥哥还有一个学期考大学，要最后冲刺了，留在家复习功课。
　　王秘书领我和妹妹先到大连，再坐船去上海。这样走虽然比坐火车时间长，可是坐船能省不少钱。其实主要是因为父亲去上海治病时，就是选择的这条路线。那时国内经济非常困难，干部、群众都吃不饱饭，作为国家干部的父亲，要为国家着想，我们也得学父亲。那时轮船小走得慢，要三天二夜才到上海。在船上我晕得吃不下饭，不断呕吐。可以想象体弱有病的父亲是如何度过这三天的。
　　到上海住下后，我们就去华东医院看望父亲。进了父亲的病房，看到父亲背靠床头坐在床上，脸上没有血色，表面上看精神还好。母亲在陪床。
　　我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，我们来了。”他转过头看到我们进屋，很高兴，说：“过来，坐这边。”要我们坐在床边上，问：“期末考试考得好吗？”我们赶忙把记分册递给他看。
　　父亲先看了妹妹的，又看我的，说：“我离开鞍山时，博生要考高中，老实说我很为你担心，你老是粗心大意，学习不扎实，耍小聪明。”看完记分册，又说：“考得不错，不能骄傲！”其实我在中学时虽然顽皮，可学习一直很好，在班内从没有出过前三名，考试失误都是出在粗心上，爸爸说得不错
　　父亲要上厕所，下床时，他捂着腹部，好像很疼。我马上扶住他，他说：“不要紧。”进了厕所，他关上门，不要我进去帮忙。他这样坚持到最后一天。
　　过了几天，就到了旧历三十。我在病房陪父亲，他告诉我：“……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是腊月大年三十出生的，过了今天，爸爸就是五十三了。”父亲是旧历年三十出生的，过去我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的岁数，我很羞愧，低声说：“爸爸生日好。”他笑了。
　　父亲从桌上拿过一张纸，递给我说：“这是王一平叔叔上午来看我，送给我的礼物，我抄在这里了，你拿着，看我能背下来吗？”
　　父亲闭上眼，静了一会儿，断断续续低声背着：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雪压冬云白絮飞，万花纷谢一时稀。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高天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微微暖气吹。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罴。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梅花欢喜满天雪，冻死苍蝇未足奇。
　　他歇了口气说：“你王叔叔从北京开会回来，他能背下这首诗，我念了一上午，试试看，能不能也背下来。”
　　我说：“全背对了，爸爸，这是谁写的？”
　　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中央一位领导同志，诗的意思你懂吗？”
　　我说：“不懂。”
　　“这是一首长中国人志气的诗，中国人民要像梅花一样，敢与大雪争斗！”父亲给我解释。
　　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是毛主席1962年生日时，刚作的一首新诗，还没有发表，只是在党内传颂。
　　听说父亲过生日，晚饭炊事员做了一小碗面条送来。爸爸坐起来，妈妈扶着他吃面。父亲吃得很困难，几次发沤，吃不进去。妈妈说：“……不要吃了吧。”父亲说：“这是炊事员为我做的寿面……吃！”使劲吸了一大口面，就吃不动了。妈妈把面收拾了，看父亲很痛苦，就对我说：“你回招待所去睡觉吧，明天再来。”
　　后来听母亲说，那天晚上父亲肝部痛得很厉害，一夜没合眼，他想了很多事。夜深了，他突然对母亲说：“我可能不行了……三个孩子要你带了，新民、博生上高中了，估计问题不大，今后考军校就是了，就是小玲是你的负担，你的级别低……你不怪吧(母亲的级别是父亲压下来的)？”又说：“我走后，把小楼腾出来，那是给领导干部住的……”
　　第二天是春节，早饭后，我和妹妹早早来医院看望父亲。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没有坐起来，他躺在床上，脸色很不好。母亲眼圈黑着，含着泪坐在边上。我感到有点紧张，叫了声：“爸爸……”
　　父亲听到我的声音，他断断续续说：“……今天是春节，你们小孩子去玩……到静安寺去玩吧……去吧。”妈妈擦了下眼泪，叫我们先出去。
　　我给父亲带来一张贺年卡，原想祝贺他的生日和春节，看到父亲这样了，我没有敢拿出来。我们出了病房，王秘书叫我们坐在走廊上。一会儿，医生、护士都进了病房，我忽然感到不对劲了，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。
　　不知过了多久，王秘书出来，轻声说：“你们再来看看他吧。”
　　我们走进病房，看到父亲闭着眼睛，静静地躺着。我意识到了什么，失声痛哭，护士很快用白单子盖上了父亲的脸……
　　父亲的葬礼在上海和鞍山同时举行，父亲葬在上海龙华烈士公墓。
　　四十多年过去了，父亲去世时，我还是不满十六岁的孩子，父亲的事，我记得不多。我只感觉父亲对别人很和蔼，对我们很严厉。
　　从父亲病中给我们最后的几封来信中，我才能深深体会到他是那样爱我们。
　　我小时很淘气，但爱好科学，是少年无线电爱好者。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，下班后他常常坐到我的床边，看我装收音机。那时各家收入都不是很宽裕，可是我要买收音机零件时，他总是对妈妈说：“给他买吧。”
　　他身患重病，到北京、上海去治病，还不忘了给我买装收音机的电阻、电容。为办这等小事，他不辞辛苦地在街上跑，还来信告诉我，对我们怀着深深地希望。
　　我却因贪玩，而常常忘了给父亲回信……，每看到这里，我都要自责地流泪。
　　住在医院的父亲在信中说：“我今天呆着发闷，把你们所来的信，又都重看了一遍，我很高兴……，看来你们的信写得基本都很好，我很爱看。”可是，我却因怕父亲批评我信写得不好，而没有多给父亲写几封“他爱看”的信！
　　父亲最后的几张照片，是我给照的，那时我多么希望家里有架照相机。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来看他，送给他一架缴获日本鬼子的旧照相机。那是个破机子，父亲看我喜欢摆弄器件，就给了我。我修了修，补了补，就用它学照相。那天父亲看我又弄照相机，就说：“给我和你妈照一张！”我摆弄了半天，让父亲老站在那里，他就催我：“你快着点，不要让人笑话。”其实父亲不相信我能照好，只是不想扫我的兴，你看他一边照相，手还夹着香烟呢。我以为父亲不会记着照相机的事，可他信中却记着要给家里买架照相机。
　　父亲对革命无限忠诚，他1930年就参加学生救亡运动，1936年入了党，1937年组织抗日武装，可因为家庭出身复杂，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抗战中期，他已是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政治部主任、沂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，因“家庭”问题，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军队到地方工作，后又下放当县委书记。他从无怨言，对最好的战友都不说一个不字，反而说自己缺乏基层工作经验，应该下去。解放后，他主管干部工作，两次把妈妈的调级指标让给了别人，他宁愿把困难留在自己家里。
　　父亲对毛主席无限崇敬，他在病重期间，病友中传抄毛主席的“词六首”、“咏梅”、“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”等诗词，他都用毛笔抄下，放在案头，经常朗诵，都能背下来。他临终前一天，上海市委的一位老战友来看他，给他念了毛主席的新作“冬云”，他用颤抖的手把它抄写下来，不想竟成绝笔。
　　1952年7月，陈毅同志到莫干山来看望张云逸等病号，陈毅同志诗兴大发，连作八首“莫干好”的诗。后来有七首收录在陈毅诗词里。父亲当时也在莫干山疗养，他亲听陈毅作诗，并用正楷录下了八首诗。
　　听老同志说，父亲的书法在根据地是有名的，很多文告出自他手。后来他的战友武中奇成了国内外知名的书法家，我想父亲若能活到现在，书法上也会很有成就。
　　今年春节是我的父亲故去四十四年了。每到春节，我都会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日子，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，现在我已退休了，我只想告诉父亲，我们过的很好，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 2007年1月3 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