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首往事 无怨无悔　　    

   长篇小说“无悔年华”出版了，我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。
　　小说试图去描写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人，这代人，都六十岁左右了，除少数人外，大多退休了，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动荡。
　　他们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从记事起就目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，成年后又投入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。但这代人也是从懂事起，就生长在红旗下，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，向往着成为父辈那样的革命者。这代人经历着动荡，也支撑着一个时代。
　　他们过了而立之年，文革结束了，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。他们的辛勤努力都在改革的阵痛中渡过。中国进入了繁荣的小康社会，他们该退休了。
　　这代人所处的特殊年代，几乎无人去描写这代人的生活。其实他们和其他人一样，也为共和国奋斗过。没有了这代人的努力，共和国历史将有断层。因此，我想写一部关于这代人的小说。
　　其实，我也是这代人中的一员。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里，我出生时正在打仗，母亲生下我第二天，就抱着我随机关转移，很长时间我就放在挑夫的担子里。
　　我最朦胧的记忆，就是上海解放时，游行队伍中晃动的红旗和满天飞舞的五彩的传单。我能记起得最早的事情，就是托儿所一个炊事员叔叔参加志愿军了，阿姨带我们去给他戴红花，我睡觉都梦到他是一个大英雄。我还记得一天，老师带我们去向一间关会计阿姨的房间扔石头，她平常照看我们吃饭，老师说她是贪污犯，我们扔得很起劲，会计阿姨“啪”的一声把窗帘拉上了，把我们吓了一跳，都跑开了，好久我心里都有一种犯错误的感觉。我们就是在崇尚英雄，痛恨坏人的阶级斗争教育中长大了。
　　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也有过困惑，亲人中，老师中，长辈中很多人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，处于对党的信任，我们不敢想太多。
　　我的父亲李建梓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，他的家庭是地主，因此他经历了很多坎坷。父亲在中学就投入了救亡运动，参加运动的同学有入党的，父亲被学校当局作为头号学生领袖开除了，可没有被党接纳，因为他家庭是当地大家族。父亲到北京去读书，经过五、六年的摸索，才找到党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。
　　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抗日武装斗争，开始也没得到重视，党员登记后，才成为政治部领导。他非常努力地工作，希望在战场上狠狠打击日寇，可是因为社会关系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部队，甚至被派到日寇制造的“无人区”去开辟工作，在逆境中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，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称赞他的品质。
　　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，父亲的身体搞跨了，刚解放他就进医院做了大的胃部手术。他是一个大学生，工作能力和水平都很高，可他的职务提升很慢。他到鞍山担任市委组织部长时，省委组织部长就是他抗战时的部下，他从无怨言。1963年因积劳成疾，父亲才53岁，就过早地去世了。
　　父辈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，他们对革命无限忠诚，对人民无限热爱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深深影响了这一代人。小说中出现的张沅锫将军、曾建梓，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。张沅锫将军是叱吒风云的为共和国打江山的战将，他忠于党，爱憎分明。曾建梓出场不多，主要是通过老战友的回忆，展现了他的高风亮节，他们的品质深深感染了下一代。
　　我小时候对父亲和他的家庭知道很少，因出身不好，父亲虽然是党的干部，却很少向我们谈家庭情况。我刚考上初中，入学登记表要填“家庭出身”，我回家问爸爸怎么写？爸爸想了想说，你应该写革命家庭。可那时的组织调查是无孔不入的，学校公布我的家庭出身时，却是“地主”。我问了老师，老师说，你的爸爸家庭出身是地主，所以你的出身也是不能更改的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的爸爸是市委组织部长，你的进步不会受影响。可是，天哪，就是这个“家庭出身”，我中学六年，心灵上一直受到压抑。直到要中学毕业了，我才可以填上“革命干部”的家庭出身，并入了团，可我差不多已写了五年入团申请书。这时我的父亲已经故去了。
　　我们这代人是怀着奋发学习，报效祖国的决心上大学的，可是政治运动却成了学习的主题，先是社教运动，我们下了乡，接着是文革运动，几乎葬送了我们的大学生活。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在运动中成长的，可我们本身也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。
　　文革中，毛主席把亿万群众的革命热情发动起来了，却被少数野心家利用了。文革是一个大的历史悲剧，最可悲的就是亿万群众加入了，却不知道他们在做一件错事，因为他们相信党，相信毛主席。但群众还是慢慢地觉悟了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声张正义，所以暴发了“四、五”运动。文学作品中很少去描写群众从“热情”参加文革运动，到怀疑文革运动，最后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文革运动的不满的过程。这是一个很难写，而敏感的话题。
　　群众参加了运动，却也深受其害。大学生从红卫兵成为臭老九、臭知识分子。
我的好朋友范东平，在空军通信学院被打成反革命，四人帮下台后才放出来，身体搞跨了，没几年就去世了。我的同学方培光、程龙潭等被打成反革命，关进了监狱，我所在的系里进了劳改队的学生有几十人，我们系还有一名学员和教员被迫自杀身亡。运动中被迫害的不仅有干部，还有参加了运动的学生、教员、一般群众。
　　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天之娇子，不是分配到国家机关，就是重要部门、研究院、大工厂。文革中大学生成了改造对象，处理品。他们走上社会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大多被送到边疆、基层，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就是有幸到部队的，也是到最边远的地方。很多大学生就像普通工人、农民一样渡过了一生，很多同学永远留在边疆了。文革结束了，政策的落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很多人带着中、低职称干到退休。国企改革，提前下岗又被他们赶上了，很多人不到五十岁就回家抱孙子去了。
　　但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出了校门，没有消沉，从头做起，从基层干起，为国家做出了贡献，在改革中，起了承上起下的支撑作用。
　　我的一个同学赵征，分到云南边境大山区的雷达连里，先当技工，他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大学没学完的课程，刻苦钻研技术，成为全团最优秀的技师。他努力一专多能，学会了开车，一次在为部队运输中，在山里翻了车，他忍着伤痛把重伤的战友送到了医院。空军雷达学院到基层挑教员，把他挑上了，他又成了教研室最好的教员，提为教研组长、教务科长、教务部长。后来，一封匿名信使他转了业。他到了湖北经济电视台，不久成了副台长、台长，出品了“中原突围”、“新四军”等电视剧，成了著名制片人。
　　我的哥哥李新民，从军医大学毕业，分到云南山区场站，先是去打山洞，后又下放到干校劳动。回来后他努力学习，到处拜师、求教，成为济南军区的主任军医、专家。
　　同学李默芳分到兰州军区，1976年复员回来，在研究所坐冷板凳，让她研究没影的移动通信。有路子的人都去搞时髦的卫星通信、微波通信了。她默默地研究移动通信，十年的冷板凳硬是叫她坐热了，中国移动通信启动了，她成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的总工程师。
　　还有许多同龄人在那动乱年代，刻苦自学，夺回浪费了的时光，成为技术上的尖子，工作上的骨干。他们有的成了大学校长、教授、专家，还有国家、军队重要部门的领导，为国家做出杰出的贡献。现在他们已经或快要退休了。
　　小说试图去描写这代人经历了本不该有的坎坷，他们在这变化多端的年代里，思想、感情的变化，他们的努力和奋斗。
　　小说中出现的人物，曾冠仁、李征、王鲁生等并不是真实的人物，但他们的很多故事却是真实的。小说中引用的一些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，比如建设长波台，天安门事件，唐山大地震，海军军舰第一次出访等。在这些事件中都能见到这代人的影子，他们在努力为富国强军奋斗。
　　由于时代的影响，他们的路大都是不平坦的。他们参加工作时的工资只有46元，现在退休时大多只有近千元的退休金。在这改革的春天里，他们已无力再拼搏了，他们的余生已注定是清淡的。有人认为他们生不逢时，可当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他们并不后悔，他们也说：“我们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共和国！”
　　我写这本书时，很多同龄人给以关注，同学李小怀几乎每稿都看过，他的情感随着情节发展而喜怒哀乐，并对故事的发展提出建议。同学刘增荣等人提供了很多情节。我的妻子张小金也是我大学同学，她默默地为这本书一遍又一遍校对着。有一次，计算机出了问题，书稿没有了，是她把打出的废稿纸一张一张输进了计算机，硬是把书稿恢复了。这本书可能会使同龄人回忆起故去的时光。
　　他们就要全部退出历史了，只是希望历史不要忘记这代人。　　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4年10月5日